中国1999年的经济形势是建立在1998年全国“保八”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年中，中国经济继续面临着紧迫的局面，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下，中共中央为此采取了一连串的经济措施，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泛，皆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所仅见。
粗略的予以回顾，1999年的重大经济政策有：削减银行准备金、外贸封闭贷款、债转股、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调降股票交易印花税、增发国债、鼓励高科技风险投资、机票“禁折令”、行业自律价、完善粮改、第七次减息、公务员加薪、处理积压房地产、开征利息税、放宽居民换汇限制、打击走私、启动费改税、二手房上市、刺激股市，增加出口退税等数十项。
从经济政策的推出频率和范围来看，1999年几乎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之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调整年”。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在全球主要国家中维持领先地位，但就在中国政府大力推出各种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同时，经济增长幅度下降速度之快以及经济增长下降的总趋势（见表1），依然构成了人们的担忧和不良预期。AIC分析员在研究中发现，从GDP增长率的演变趋势中可以明显发现，从92年开始的7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在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连年下降，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与阶段高位相比，几乎跌了5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对于经济紧缩的认识已成共识，同时很自然地也成为国家财政及货币政策的调整标的。
不过，在回顾1999年展望2000年之际，虽然目前尚未出现足够多的令人乐观的理由，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发展基调影响下，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下，仰赖中国改革开放促成的经济涉外程度的加深，中国总体经济形势仍然有望在2000年有所好转，甚至有可能初步遏止连年下降的势头。
一、1999年经济回顾及主要问题
回顾1999年经济运行中表现出的问题，可能表象存在于很多方面，但究其根本可能只是两个原因，一是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策的出台均没有受到一个完整的战略框架的约束；二各类政策的执行，缺乏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而且往往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的问题又会重新冒出来，各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通常只是在表现形式上转移了，而非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通货紧缩还是国内经济的焦点
国内的通货紧缩问题还是一个焦点问题，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一问题根本还未得到应有的理解，甚至就连是不是通货紧缩也还存在争议，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地方。由于这一问题的含混不清，接踵而来的各种矛盾政策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货紧缩的形成机制和影响是一个理论问题，但1999年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却与此紧密相关。可以这样讲，1999年经济政策的基调，除了一些“不谐和音”之外，基本就是围绕通货紧缩的进行的。
对于通货紧缩，在1999年流行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就是通货紧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货紧缩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二是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两者缺一不可。后一种观点据此认为，我国虽有连续20个月物价负增长，但货币供应量并未减少，从而否认我国现阶段出现了通货紧缩。不过，判断通货紧缩固然要结合物价总水平和货币因素，但是，考察货币因素不能光看货币供应数量，还应该考虑货币流通速度。近年来的货币供应量虽然不断增加，但货币流通速度却下降了很多。因此，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来否认通货紧缩的存在，无论如何说服力是不强的（陈乐一语）。
在1999年，流行的看法和官方财经政策是把通货紧缩视为头号敌人，甚至是比通货膨胀更加危险的敌人。但这种观点有失颇偏，令人不敢苟同。事实上，通货紧缩不只是有摧残生产力的一面，它对经济增长也可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与经济发展并不总是矛盾的，一定是在前因后果之下发生的。换句话说，1999年前后中国发生的通货紧缩具有相当程度的必然性，对中国经济具有一定的自然调节作用。
对通货紧缩认识的不同，决定了所出台政策的不同，无论是刺激消费的政策，还是增加政府投资的政策，所有经济主导政策基本均是如此。不过，从1999年的讨论看来，既然通货紧缩仍然是“头号敌人”，那么承继1999年的2000年，预计政策走向仍将会是明显迈向人为拉抬物价的之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作法虽然简单，但害处将会大于好处。
1999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在1999年，中国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各种政策轮番上阵，但最主要的还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货币政策在1999年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而财政政策却走向了一个极端──财政投资无限放大。
考察1999年的经济主导政策可以发现，首先是货币政策不能见效，实际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因为中国没有美国那样庞大规模的信用消费，这直接导致了对利率的不敏感，因此以利率为先锋的货币政策很难在老百姓层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企业方面，虽然国有企业的债务较多，但偏偏国有企业从来就没打算还债，新增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也是用于清还旧贷款。对连贷款都不打算还的企业，利率的变化对它又能奈何得了吗？利息负担对企业只能是说说而已。
另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明知道货币政策的功效有限，但另一方面还是继续声明执行货币政策，但这种货币政策的执行，更多的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体现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答案是，中国的货币政策目前是为财政政策服务的。这虽然是一个矛盾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但就1999年的情况来说，真的是实情。
在1999年，财政政策得势意味着要增加政府投资，这实际就是增加财政投资。而财政投资的增加，意味着政府债务的扩大；政府债务的扩大，就必须吸纳社会资金，要保证社会资金的扩大，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是现成的、可以想到的作法。
外贸及国有企业改革
1999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年，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情况略有好转，但这种好转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进展是两码事。事实上，国有企业经营情况的好转，是因为1999年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全面倾斜的结果，而且从政策倾斜的程度以及国有企业利润增长来看，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特质实际是在恶化而不是好转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在社会资源集中的同时，资源的投放也更加集中了，几乎全部集中用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身上。可能有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这样的感觉，但这不是没有集中投放资源，而是资源不多的原因。在1999年，资源的集中是中国经济生活中表现最为明显之处。无论是信贷的投放，政府财政的集中和增长，市场的垄断和集中程度（比如资本市场）均是这样。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集中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哪个时代，政府计划部门还要照顾中小企业以及更为广泛的企业和机构，而现在这一切均被舍弃了，全部集中用于大型国有企业，这就是我们认为1999年资源集中度大为提高的原因。对于这种资源集中的趋势，国内还有另外的一种称呼，叫做体制回归。
回顾1999年的经济增长，恐怕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就是中国外贸的戏剧性复苏，如果没有中国外贸在最后时刻的复苏，恐怕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7.1%，很可能会更低。但外贸的复苏实际与主导经济政策的事实关系不大，这是中国周遍经济环境复苏的反映。如果是中国主导经济政策发挥的作用，那么外贸的复苏不会是发生在最后一刻。事实上，对于外贸的复苏，即使是中国主管外贸的官员也表示了一定的吃惊和“没想到”。
观察1999年中国总体上的经济表现以及国有企业和体制回归现象，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为了经济结构调整而进行国企改革，还是为了搞好国有企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个问题的不清不楚在1999年导致了太多的问题，消费不振、投资增长举步维艰、政府资源集中、经济集中化趋势、政策互相抵消等等问题的根源大都是来自于此。
表2：1998年主要权威机构对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作出预测的财经机构
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美国花旗银行
7.5%
香港东亚银行
7.5%
美国摩根斯坦利
8.5%
香港佳信证券
8.0%
发展证券
8.2%
美国C.S.第一波士顿
8.0%
中国君安证券
8.7%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8.0%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9.0%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
9.0%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组
8.6%
上述研究机构的平均预测
8.27%
AIC研究部
7.13%
数据资料提供：1998年，路透社
二、2000年经济展望及主要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
AIC的分析员相信，虽然1999年的经济增长在前几年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的基础上，依然属于“吃力的增长”，但可以相信的是，这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从增长周期的趋势判断，在下世纪初期的三至五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机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升浪，GDP增长有望重新回到每年双位数的增长。而目前，中国经济正好位于即将开始回升的谷底。
2000年的人民币汇率趋势
通过货币贬值刺激经济增长尤其是出口，是各国都在做的事情。无论是金融风暴期间的亚洲各国，还是日本以及现在的欧洲，都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货币贬值的国家似乎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市场的自然贬值，不是人为制订的。中国相对于这些国家，吃亏就吃亏在汇率机制没有市场化，每年财政负担的大量出口退税，以及一旦贬值所引起的市场波动，实际就是这种汇率非市场化的巨额成本。
净出口在今后会成为攸关汇率稳定的关键
人民币在2000年贬值的需要来自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外汇储备是否足够抵偿外债以及隐性外债。在1999年前半年已经出现过外汇储备与外债之差出现负值的情况，根据公布的数据，这个负值为17亿美元。在2000年，如果进口持续猛增（1999年第四季度开始已经表现得很清楚），甚至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逃汇以至转移外汇的数量继续上升，以及外来投资持续减少等情况出现，人民币汇率将出现贬值的显性压力。二是刺激经济增长以及维持净出口。国际竞争力问题是1999年中国经济政策中未予足够重视的一个方面，人民币维持不贬值的政策姿态，使得中国丧失了通过货币贬值刺激经济增长的机会，丧失了强化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手段。
目前，国内政策的主要作法是采用出口退税来代替货币贬值，但出口退税与货币贬值最大的不同就是，货币贬值同时可以在抑制进口和增强出口两个方面发挥作用，而出口退税的作法只能是在出口方面发挥作用，因此这一成本高昂的政策对维持净出口的作用有限。
在2000年，预计进口的增长将会使中国的净出口继续呈现萎缩，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受到威胁。上述两个方面的人民币贬值需要是最主要的方面，其余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一些问题，包括2000年进一步减息对人民币形成的压力并不是影响人民币稳定的主要因素。
“逼近方式”实现汇率市场化最有可能
预计在2000年，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将在浮动汇率的基础上逐渐向实现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具体的演变方式，很可能是采用一些逐渐“逼近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比如首先扩大市场汇率的波动范围，进而逐步允许并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真正市场化。类似的作法，严格来说，算不上是人民币的贬值，因为汇率市场化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是贬值，升值也是有可能的。但就目前国内经济形势而言，汇率市场化的结果基本可以肯定就是贬值。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人民币贬值是一把双刃剑，并将损害进口”的说法，分析员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欠缺根据，最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关税因素。因为人民币贬值所引致的进口成本升高，将与中国“入会”后关税的下降互相冲销，因此人民币的适度贬值并不会导致进口成本的大幅上升。
唯一的例外：日元汇率问题
如果要问人民币是不是一定要贬值？答案可能令你吃惊，因为这个答案是：“不”。这不是自相矛盾，其中包含有一个不确定因素，这就是日元汇率。
从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人民币适当贬值应该是可以采取的灵活态度，但汇率问题除了与微观经济密切相关之外，它还异常复杂，因为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远远不止国内因素就可决定。在这些因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紧邻——日本。
以目前情况来看，日元逐渐走强的趋势明显，而且判断日本今后一段时间，甚至在整个2000年均将如此。这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改善有限，它所依靠的是维持证券市场的热度，利用财富效应来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而日元是国际化的货币，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趋向，势必会引来国际游资的注意，资金大量进入日本，将导致对日元需求的增加，日元将会升值。
日元升值以及日本经济在亚洲的影响力，将导致亚洲周遍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汇率升值，比如韩国的韩元、台湾的台币，一直以来就是如此表现。由于中国在国际商品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些国家，因此这种情况相当于人民币的自动贬值。计算表明，日元从最高位的140价位，升值到目前的105价位，升幅在25%左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升幅没有日元高，但升幅也是明显的。笔者估计，如果日元汇率维持在105日元，甚至是100日元以下，人民币在目前国内经济条件下，真实的贬值压力并不大。但日元的汇率走势，主动权毕竟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至少不在中国人手里，因此这是个不确定因素，只能作为例外情况加以考虑。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中国与美国基本上是在最后时刻达成了双边协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豁然开朗。根据目前的进展，AIC研究人员推测，中国最早可能在2000年的夏秋之际完成中国全部的“入会”谈判。
中国“入会”之后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来自于制度革命，这在1999年春季完成的《大转折》一书中已有预测。中国“入会”所导致的制度革命并不是指的协议要求，而是指协议发生作用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后果。对于中国的入会，国际商界不应抱持急功近利的态度，希望在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在国内，不少国内企业甚至一些政府部门都对中国入会的前景表现出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担忧来自国际产业界的冲击，担忧国内市场出现所料不及的变化。应该说，这是没有必要的。
中国“入会”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但对于2000年以至今后稍长一些时间的中国经济而言，目前国内外的反应都存在过度敏感的情况。AIC的研究表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于市场和经济环境整体上的真正影响将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发生。这一延迟的时间，短则三、五年，长则甚至可能需要七、八年。主要原因，一、中国“入会”之后，来不及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经济环境的调整，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和作法仍会长期存在。在一个几乎所有政策甚至包括大量法律、法规中都包含有“原则性规定”的国家，是不能寄希望于一切会很快改变的。以中国入会之后需要作出大量调整的法律环境为例，人们制订出法律是一回事，人们开始真正按照法律办事是另一回事，整体法律环境的完善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立即出现根本性的好转。对外商开展影响至关重要的政策和社会的透明度、法律法规、腐败行为的抑制、监管。二、外商不会因为“入会”的一纸协议立即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各种试探性的、强占市场性的投资会出现，但这不是实质性的行动，自然也不会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产生实质性的冲击。外商期待的是西方标准的市场环境：公正、自由、透明和有秩序，如果中国具有这些环境要素的话，即使中国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商也会积极投资。因此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入会”，问题在于中国“入会”之后环境要素是否发生改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发生改变。
在中国“入会”影响方面，与中国2000年经济经济有关的还有一项预测，即中国在入会的初期阶段，中国经济可能表现出较典型的“行政经济”特征，即利用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倾向将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事实上，政府资源的集中，比如通过税收增加中央财政的实力，利用各种行业规范加强对行业市场的控制等等，这一切都为行政部门控制经济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下，中国实际用来对经济作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如果采用较为“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恐怕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在2000年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行政经济”当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今后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这驾经济马车开始走上了轨道，但究竟会发生些什么，答案很可能是：什么都可能会发生，一切毕竟仅只是上了轨道而已。
就业与中国农业及农村问题的解决之路——农村产业化运动
讨论经济增长问题，必不可少地要研究就业与失业演变趋势。我国对结业与失业问题有较深入研究的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杨宜勇很早以前就警告过，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就业危机。因为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和失业型的经济增长在这个世界上是的确存在的事情。而中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向失业型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如果结合农村实际情况考虑的话，表现的更为明显，在中国的12亿人口中，按照专家的计算，维持目前的农业生产规模只需1-2亿的农民就够了，而现在却有9亿农业人口在等待生存环境的改善。
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就业与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城市，而在于农村。
中国城镇就业情况的现状
1999年是三年大中型国有企业脱困的第二年，也是关键性的一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结构调整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预计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止跌回升。但“没有就业岗位增加的经济增长对于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价值”，这也许是耸人听闻，但是我们要避免这种事态的出现（杨宜勇语）。
根据中国国务院研究机构发表的数字，1997年GDP增长率为8.8%，从业人员增加了1.1%，199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8%，但是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初步预计1999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7.2%，而从业人员比1998年末仅增加0.36%。
2000年净增劳动年龄人口为1171万人，比1999的1284万人减少了113万人，劳动力自然供给的压力有所减弱。按照78%的参与率计算，大约有910万人需要就业。初步预计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最多也只能新增就业机会640万个，所以2000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比较严峻。此外，2000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有大量员工需要分流。
据估计2000年新增下岗职工将保持在350万人的规模。由于下岗职工再就业比较困难，再加上一些省市在1998年规定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最多滞留2年，到2000年这些省市没有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将直接转化为登记失业者，因此，预计到200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将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有可能接近4%，城镇登记失业者人数有可能接近800万人；届时下岗职工在再就业中心的规模将维持在700万人左右。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在2000年城镇就业情况几乎很难出现好转的可能。就在城镇失业率攀上历史记录高峰的同时，如果规模庞大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加入就业竞争，这对社会稳定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寒而栗。
中国在农村问题上的官方政策倾向
中国在农村问题上的官方政策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大多处于试验性质的，没有出现可以与当年农民承包土地相提并论的重大政策突破。回顾近年来中国在农村问题上的政策努力，主要有五大类：1、通过向农村引入科技，力图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政策，如“星火计划”等。2、讨论加快农村的城市化步伐。3、加快乡镇工业的发展。4、移民建设。5、从引进消费文化、提供消费条件着眼，提出新农村运动，目的是促进消费。
从这些政策或政策尝试的基本条件、出发点和涵盖面来看，大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执行结果不如人意，有的更早已经是无声无息了。
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例，有人认为，让农民工变成城里人。从发展的规律来看，农民进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期抑制这种冲动，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均GNP800美元左右发展中国家里农村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这说明我们在城市化方面补课的余地很大。首先，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以后，由于良好的教育制度、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劳动力的参与率要明显下降，可以降低劳动力供给。其次，适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仅不会过多地挤占城镇的就业岗位，而且会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扩大劳动力需求。城市化首先是把原有的就业“蛋糕”做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分配的主要不是原有城镇劳动者的就业岗位，而是新增的就业岗位。应该说这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城市化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城市化。如果只是农民进城，或是把农村劳动力问题放到城市里来解决，这种城市化只能是一场灾难。
在我国的工业枢纽地区，其城市化发展导致各大城市，在不足10年的时间里已经扩大了3倍。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城市化扩展在1988至1996年间，已有了319%的扩大幅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卫星地理测量学家塞托认为：“急速的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城市扩展，而农田和自然生态系统被城市化淹没的速度令人关注。”美国太空总署的英霍夫博士指出，目前全球3%的土地已被城市化，预料到了2025年，80%的人口会生活在都市之中。事实上，全球都市化的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对比发达国家的情况，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迁往市区，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则向往乡村。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城市化，实际只是把农村问题放到了城市，以牺牲或是摊薄城市生活质量为代价，缓解来自农村的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拿不出新办法，另一方面现有的办法似乎可能走向死胡同。但同时，农业及农村人口又在每一分每一秒之间，对城市形成巨大的压力，很多城市的承受力接近极限。
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
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是，摆脱目前的传统思维，定义在：农民不仅仅是农产品的提供者，农民是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者。简单点儿说，农业人口不是多吗！但这是对土地而言的，那么就把多出来的人口用于经商——农产品的经营。
产业化运动，目的是向农村引入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化概念和组织，把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已经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农业文明拉进工业文明时代。其内在含义和目的是，力争用现代经济组织在农村和城市的市场层面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用经济手段将农村人口限制并且稳定在农村和城市的农产品产销层次上。
主要作法是，通过政府有条件的提供资金、信息、管理知识和管理人员，在当地政府的协调、支持下，全面鼓励、协助广大农民建立起自己的乡村经营组织，对农业生产和农村人口实行自我管理，代行部分农村基层政府在农业生产指导方面的职能，因地制宜地建立起有本土特色的农产品产销体系。根据城市的具体需求，实行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同时将大量农业人口集中于农产品的市场营销和运输上，不但要稳定农村人口，还要争取农业人口从城市回流农村。
农村产业化运动的关键原则
鉴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影响，如果说农村产业化运动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的未来并不为过。为此，必须提出一些关键原则，以保证对这一概念的全面理解。
关键原则之一是，农村产业化运动必须是在大范围进行，不是零散的、纯粹属于农民灵机一动式的自发个体经营。这是一场真正的乡村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开始或是延伸。
关键原则之二是，依靠农民为主自我完善、自我进行，政府机构的作用应该限于推动者，成败的责任在农民自己。
关键原则之三是，发展的区域，农村和城市“吃”的营销层面
关键原则之四是，政府一定要提供资金帮助，并且一定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这是主要的经济手段，用于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这是在利用经济手段，改善基层的行政能力。
关键原则之五是，组织上要体现民主性和开放性，乡村基层要放权。过去开放的是土地，现在则是开放生产环境。目的是给农民更多一些的利益保证。
关键原则之六是，基层行政组织要大幅缩减机构和人员，提高效率。
农村产业化运动在中国不是不可能
在亚洲，有一个国家面临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这就是日本。面积相对有限，人口众多，如何解决呢？日本人的办法就是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化和组织化，而这一切的实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基础之上。
在日本，各种协会性质的农村组织几乎垄断了日本传统农产品的供应和销售，在农产品的经营环节上，农村人口大量被滞留，有组织地从事着农产品的经营活动。既然是经营活动，就有资金回报，农产品的经营者们（农民）使用这些资金，去订购新的农产品，农业生产变成了相对有序而不是盲目的生产；同时农产品的经营者们还进行投资，完善农产品经营所必须的物流建设。农民的利益在这一切活动中是“自然”被确保的，因为其他的经营者不可能得罪这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农产品经营者，否则将难以得到产品的供应。
日本人成功的例子表明，在农村实施一场产业化运动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虽然地域范围更加广泛，一场产业化运动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但在农业人口密集的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相信可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IT及高科技产业在中国的前景
观察1999年的情况，国内似乎又已经把IT产业当作高科技目标去追求。值得郑重承认的是，因特网确是人类的未来科技，它所代表的前景，现在甚至很难予以准确的描述。不过，因特网对人类的前景，并非是目前因特网公司的前景。一个结论是，目前的因特网公司绝大多数是完全没有前景，他们只不过是人类科技发展历程中的垫脚石，只是昙花一现的产物。
至于高科技概念，现在是很多国内IT企业所打的亮招牌。但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中国人在高科技观念上始终在崇拜与蔑视之间摇摆不定，实际上，高科技与IT产业并无直接关系。而中国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科技。不如说是需要能够生产最新产品的新技术。
中国不需要高科技，需要的是应用科技
中国不需要高科技？可能很多人首先从感情上来说就难以接受这一点。但感情如果真的代替了理智，其代价也是惨重的。高科技如同一剂补药，对于中国久病初愈的经济体系不但不能达到强身检体的作用，更可能有相当的害处。
在讨论中国不需要高科技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高科技？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回溯过去的发展历史，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尚未清楚地把握问题之前，我们已经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印象和别人的解释，开始干了！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才发现需要反思过去。这样的事例，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中特别的多。究竟什么才是高科技，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曾经为个人电脑建过无尘机房，把PC机当宝贝似的贡起来；我们曾经认为电脑装配工业就算是高科技了；我们曾经把CT扫描设备看作是高科技；我们曾经把各种具体的设备、装备理解成高科技；我们曾经甚至以为只要是洋人的东西都可算是高科技，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有些畸形的需求心态之下，“高科技”一词在中国曾经被空前地到处乱用。
实际上，高科技存在于一切现在仍然存在的行业之中，存在于一切现在还未存在的领域之中，它唯一的定义就是技术或理论，最尖端、最先进，同时又具有市场前景。而这一切是就全球范围，不是就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的。我们不能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就下结论：这是高科技！事实上，一旦某项技术已经转变成为了产品，或者已经被广泛研究，它早就已经不是高科技了，而仅仅是一项技术或产品而已。中国需要的究竟是高科技还是仅仅要的应用科技，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争议，它直接关系到巨量的资本投入。
高科技不可能凭空产生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它需要经济环境的支撑才能发挥作用，尤其是发挥经济作用。比如，核技术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就已掌握，但核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中国直到九十年代也没有掌握，现在的核电站都是进口的。我们在此提出，在和平年代，经济基础是决定高科技开发和应用的唯一因素，这应被视为是一种定律。
乱用高科技导致低效开发
由于高科技概念的混淆，我国在高科技开发上花的冤枉钱相当不少，但实际产生效益，对经济增长发挥出实际作用却并不多。我国的实际研发费用，以1998年来看是550亿，有国内专家颇为忧虑地认为，印度今年1月3日召开的科学大会上说，去年（1999年）他们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0.8%，而我们目前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0.65%，因此连印度都比不过！但实际按上述比例，中国虽然与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比不了，但印度的实际研发费用仅相当于人民币247亿，到不了中国的一半， 但印度一样搞出了原子弹。中国的问题不完全在资金数量的多寡，而在资金的合理使用上。中国现在的研发人员有300万人左右，但仅仅是人事费用和盖房子等固定资产的支出，一年就用掉了536亿。钱是少，但花的不是地方，再加上对高科技的理解有误，胡乱上科研项目，其中的浪费就难以计算了，效率自然是大打折扣。
下面的一些思考和事实恐怕有的很难否认，有的则必须予以认真对待：
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率，在今后10至20年之内，我们恐怕还缺乏本钱，搞不起真正的高科技。因为凡是高科技均需要高投入，没有高投入的高科技，恐怕只是自由定义的“高科技”。
在高科技实用化之前，在理论转变为产品生产技术之前，对中国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具有真正的意义。即使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理由，没有实用化的理论也不起任何作用。核物理理论如果变不成原子弹，又有什么用？
保持高科技的领先，意味着巨大的成本。而“保持领先”与坚持搞高水平的应用科技又是两码事，以中国与美国相差10倍的GDP总量，如果中国硬要保持与美国一样的原创性高科技领先水平，恐怕中国的经济将被拖跨。一个被拖跨了的经济体系，拥有了的高科技对它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十有八九，又“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了”。
中国应该优先倾注力量发展的是高科技向产品的转化技术，市场的推广技术。如果把高科技比作是硬件，那么中国就应该集中资源去做软件，去做把高科技转化为产品的工作。一句话，中国需要的应用科技！不妨这样想一想，发展真正的高科技让发达国家去做，他们享有大量的人类资源，这是他们为人类应做的贡献。
可能有人认为，真正的高技术别人是不会转让给你的，因此还得自己发展。但技术的掌握并非只有“转让”一途，在高科技的后开发阶段，存在大量的环节，而每一个环节均有其市场价值存在，这些市场价值对中国就够了。应该记住的是一句话，人类只能使用产品，不能使用技术。
上述思考实际是科技发展的思路问题，也许有人会认为，科技发展思路将受制于国际政治因素等因素，导致技术转让出现阻碍。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把不确定的因素当作确定的因素来看待。事实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国际政治因素不在经济讨论的范畴之内。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旦政治因素消失，中国以及中国的经济不能从头开始去发展。因此尽可能按照正常的轨道去思考、去发展，应该是首要选择。
认真一看，中国IT市场实际并没有多大的开发价值
以中国经济的需求来看，长期而言，中国的IT市场没有开发价值。这不是耸人听闻的结论，相反，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考虑产业或行业问题之际，总是远离宏观环境而孤立地去观察一个产业或是行业的前景。
仔细的观察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的IT热，只是市场发展速度非常可观给人们造成的假象。这实际很好理解，中国原本是一个空白的市场，从零起步的速度当然很快、很猛。但这一切在市场接近相对饱和的临界点之际，就会发生改变。
以因特网的用户发展来看，中国现有400万的用户，而且确实增长很快。但这并意味着中国可以以同样的速度，很快（比如几年中）接近美国现有4000万因特网用户的水平，这是由国家整体经济总量和消费水平决定的。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人口因素，同时中国继续维持7%至8%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因特网用户规模就已经或正在接近市场的临界点，发展速度即将出现下滑。即使考虑未来的市场规模膨胀，相信中国的因特网市场规模在未来也就是累计1000万户左右。那种认为中国网络用户将很快达到几千万或是上亿规模的说法完全不可信，其中涉及到对网络用户的定义问题，事实上，中国电脑的保有量可能都达不到这样的规模。而且即使达到这样的规模，也必将要求中国其它的电信设施加速进行配套发展，否则因特网在中国将也只是“死网”一个。
总之，市场有没有开发价值，决定因素是市场的潜在规模，而不是市场成长的速度。投资者应该注意到，速度与规模完全是两码事。
在客观地考察中的IT市场之后，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在否定中国的IT产业！相反的是，中国IT产业在中国现有产业中还是最有前景的。需要注意的只是，不要把它设想得过快、过大，这并不现实。事实上，只要投资者的跟进步伐足够及时，投资者仍然可能在这个以速度取胜的市场中赚到大钱。
中国目前的科技市场，与其说是IT热，不如说是吸金热
既然IT业的发展并不能脱离现实经济环境，但为什么IT业仍可以在中国相对低沉的经济环境中一枝独秀呢？这是因为资本倾向的原因！目前，资本的诱惑在中国高科技市场体现得无与伦比的清晰，IT业为什么热得不得了，只是因为它能够受到资本的青睐。比IT更有前途的高科技，中国有的早已经拥有，但却从未见受到过市场重视，原因也是没有资本支持。因此与其说国内在发展高科技，还不如说是在圈钱。
目前国内一些著名IT企业家的行为，表现得不象个企业家，倒更象个电影明星，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在按照电影明星的标准在包装自己、包装企业。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和企业的暴光率，而不是企业的经营利润。事实上，这些大都是些毛孩子的企业家们，自己对未来也是一无所知。香港电影明星经商的下场和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些“明星企业家”的下场预料也好不过那里去。
建立网络企业本来是利用成熟技术进行低成本创业的捷径，从美国的例子可以发现，无论是微软、还是德尔公司，他们的发展历程均是如此──从小到大。但现在这一切似乎没人愿意相信了，网络企业的经营已经变成了完全的高成本投资项目，而投资的钱又大都用在了制造品牌效应上面，至于企业生存下去的关键──效益，已被完全忽视。有人说，这是“新概念”，因此可以一直这么进行下去；但实际上只要资本市场对这种情况失去耐心，这个行业连一天也难以坚持。
IT业中，全球最有前景的是中国电信，因为免费上网是趋势
在IT市场中有一个特殊的趋势需要引起关注，这就是“免费上网”可能成为大趋势。如果客观看待上网问题可以发现，在同样的电话线路上，讲话收费与数据收费不一样，甚至搞双重收费根本就不是合理现象！一旦肯定这一趋势，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电信公司，而不是ISP，将成为网络平台的主角，ISP的存在价值令人质疑。
环顾全球，在电信市场中，有哪个跨国公司拥有中国电信这样的特权，没有！如果想做，中国电信有条件成为全球最有前景的电信公司和IT企业。中国政府最果敢的决策将是，像新加坡一样，实施免费上网计划，并鼓励全民上网。利用目前的固网优势，中国电信很容易做到这一点。遗憾的是，他们到现在为止仍在迷恋眼前的所谓增殖服务利润（实际迷恋增收的上网费），今后仍可能会是这样。这样一来，未来虽然他们仍会被迫走向“免费上网”，但已经放弃了成为全球最有前景电信公司的黄金机会，把机会让给了外来的竞争者。
IT业的未来，决定权在美国资本市场对高科技的认知
目前，外来的竞争已经不是一种前景，而是一种现实。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几年继续坚持按照目前的路向发展高科技和IT产业，不懂得把握新技术导致的、实质的市场前景，只会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后面模仿，那么结果将只有一个：把产业的决定权拱手让给美国人。
在当今市场中，美国资本市场对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由于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对资金存在着畸形的需求和心态，因此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在事实上又决定了中国IT业的未来。美国资本市场热在什么地方，中国就会在什么地方跟着热起来，这虽然是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但这是超脱道德情感之外的现实。
由此产生的一项预测是，不用预测中国未来IT业将如何发展，只需预测美国资本市场未来将热在何处！
中国财政收入及政府债务的演变趋势
应该说，中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由于中国较长时期以来（连续25个月），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下，因此中国的财政问题非常令人关注。应该说，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是很多问题的核心。1999年，新债总额就达4615亿元，占GDP总量（83190亿）的比重为5.5%，政府债务占中央财政收入(债务依存度)44.75%，中央财政1998年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就高达2245.8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1997年为8.1%，1998年为10.3%，如果加上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则为13.6%。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央财政已经不堪重负。
政府财政问题正在隐性化
需要了解的是，所谓财政问题应该指的就是中央财政的问题。有关中央财政的平衡主要有两个数据指标：一是中央财政债务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央财政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这两个数据指标中，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少见提及；而国债占GDP的比重却被越来越多的提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按说，财政问题当然要围绕财政收支来讨论，因此只有第二个指标──国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才能够真正反映实际情况。不过，即使根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我国现在5.5%的财政负债比率，也早已大大超越了国际上公认的3%的警戒线，显然按照这一指标的经济意义，我国财政显然已经不宜再发债了。不过，对照目前的经济形势，这又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个指标──国债占GDP的比重才凸现了出来。不要小看这个指标的变化，虽然经济的增长也有助于国家财政的增长，同时国有企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相当的高，但毕竟财政问题的存在环境不同了，债务的“抵押物”也发生了变化，由国家财政收入变成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明显使得中国的财政问题走向隐性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末，国内正在酝酿发行超长债，这也是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一个迹象。根据1999发表的统计数字，1998年国家财政负担的债务支出就达2245.8亿，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4%，占当年GDP总量的3%。从中不难发现，国家财政收入的至少四分之一是用来还债的。
中国并没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本钱，赤字危机若隐若现
与近些年同样是实行财政主导体制的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财政中的最大问题是，政策成本严重匮乏。一句话，没有本钱！
对比日本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日本经济从七十年代开始急剧发展，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均积累了大量财富，政府的家底子极厚。因此在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依然得以持续地进行财政扩张，不断地增加公共开支，刺激经济增长。先不论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奏效，仅仅是比本钱，中国政府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难以为继。事实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和资源。如果坚持非搞不可，意味着财政负荷过重产生的问题将会大量出现。一句话，在财政存量资源为负值的条件下，即使具有相当程度的必要性，任何形式、任何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长，也都将只能意味着社会上税、费压力的增长。
更可怕的是，如果中国周遍环境一旦出现重大经济风暴，中国政府的财政很可能成为危机的中心。其结果是，中国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却躲不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由赤字引发的一场危机。这不是没有可能，在中国的基层政府中，很多地区就出现了偿付危机，从技术角度讲，实际这就是基层当局的财政破产！在1999年末至2000年初的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向广东省政府紧急援助了380亿，向河南政府援助了100多个亿的资金，以填补这些省份在金融方面的窟窿。此外，还有不少地区的基层政府失去了对外的债务偿还能力，正在争取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这些都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赤字危机的警告信号。
财政政策正在导致计划经济倾向，计划经济倾向愈加使政府成为独家投资者
在1998年和1999年，都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经济近年出现政府“独家投资”的问题，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局面。殊不知，这几乎是目前财政政策执行下去的必然结果。
在1999年末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关于2000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风声再次高涨。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明确表示，今后在提高财政收入方面，主要是继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经过3至5年的时间，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提高20%和60%。为此，要消减收费，改革现行税制，使财政收入的比重每年提高0.5到1个百分点。对比目前中国的GDP约为8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财政部的这个目标确实够令人吃惊的。因为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我们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比，国情确实不同！西方那一个国家有中国如此之多的国有企业，有那一个国家有如此规模的国有经济？
无数的数据和案例说明，我国政府虽然现在的财政收入只占GDP的12%，但政府可动用和支配的资源占全社会的比重绝对要超过50%。如果再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近一倍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样的情况将要发生？这表明，政府可支配资源在整体经济环境中几乎接近100%，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几乎一切都可以按照政府的意愿去办。但问题是，当政府在经济环境中取得近乎绝对的支配地位之际，一切事情等着政府来办就可说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了，政府在市场中“独家投资”局面也就自然形成了。这种情况由于与计划经济时代很相似，因此人们也把类似的现象称之为“体制回归”。
相信国家急于提高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了财政支出增长的要求外，可以继续发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也是因素之一。不过，由于过快、过于强硬地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相信在2001年左右，这一政策将会逐渐被弃用。
财政政策是解决办法，但同时也在制造问题
预计在未来，现行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应予以警惕。一、加税、加费。这是由于政府的财政存量资源不够，而环境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又很大造成的矛盾结果。二、为了应付财政政策的资金需求压力，财政资金应付“急需的情况”会经常出现，财政因此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经常性投入将会有阻滞。极可能这部分传统上的政府职能会向社会转移，并且力度很大。由社保问题引起的社会波动的载体，将由居民为主变成企业为主。三、由于财政资金难以承受负荷，国有企业的收缩必然会加速进行。四、随着财政资源绝对值的不断扩大，国家财政的支配性地位不断增强，相伴而来的可能还有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各种政策，各种“审批”现象和制度会不断出现。五、财政政策尤其是中央财政政策主导经济的后果，过去早有实践证明──整体经济更无效率。这不是政策执行者“聪明”与否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六、财政政策的集中化趋势，将可能导致各种互相矛盾的政策相继出台，政策的可操作性会降低。在计划经济时代，类似情况极为普遍，不难理解。
在1999年末至2000年的一段时间里，外资的进入仍会趋缓，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中国的投资问题几乎就是在讨论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在中国进入WTO组织之后，外资虽然具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前景，具有在投资方面的替代性，情况在未来也将会好转，但估计很难在2000年出现真正的拐点式的增长。
国有企业改革与凯恩斯式的财政扩张政策
2000年中国明显地将会继续推行1999年式的“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继续实行这样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中国政府感觉不到国家财政的巨大压力，而是因为没有其它的选择。中国从 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表现在微观领域，具有明显的消耗性特征，而越是不具效率的企业越是经不起消耗，这对以无效率而闻名的国有企业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国有企业占绝对控制地位的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
应该说，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对改善国有企业的运营条件还是有帮助的，但对中国整体经济以至未来的中国经济而言，究竟是否存在严重的负面影响，还是有很大疑问。
凯恩斯理论并适用于当今的经济环境
在预测实际问题的时候，经常需要首先澄清一些理论问题。尚不十分成熟的研究表明，凯恩斯理论实际存在着误区或是称之为假设的条件，凯恩斯理论的运用只能是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范围之内，而以当今经济明显全球化的趋势来看，这应该是极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就是在这种错误的假设之下推进，因此如果未来被证明这是错误的政策取向，也并不令人吃惊。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政策长期以来就有忽略国际竞争力的倾向，这与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自力更生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在中国仍是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时间内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清除出去。反映到政策层面，就是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以追求最高市场效率为主要考虑，而是强调“自我拥有”，即使无论在技术创新还是在产品层次上，这都是一种低档次的拥有。
经济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围构成产业链条，各国产业之间是互相服务的性质，也就是争取双赢。在这种情况下，服务的一方可以享有高技术拥有方的部分技术创新。但如果是以“拥有”为前提，几乎任何人都清楚，不能提供自己拥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因为不能为自己建立竞争对手。中国经济正是在这种政策导向下，虽然不断地增加投资，不断地扩大产能，不断地引进技术，但却依然逐渐拉大了与国际间的距离，降低了自己产业甚至是经济上的效率，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困境，实际就是国有经济的结构已经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证明为是不具效率的结构。可能有人认为，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中国经济接纳部分低档次的产业转移也未尝不可。但这种产业转移方面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就是合理的，这是错误之所在。
应该强调的是，“自力更生”是没有错的提法，但它只适用于企业等微观环境；在宏观环境中，“自力更生”的提法，不符合效率原则！
国有企业根植于有疑问的政策基础之上，而国有企业本身又构成了中国经济组成的最主要部分，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经济环境。一旦这样的经济环境出现问题，当寻求理论帮助的时候，恐怕也只有凯恩斯的理论是最为现成、最为适用了，因为它本身就无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国内经济情况好转有赖于周边环境的改善
摆脱中国的经济困境不能依赖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因为这种财政政策无助于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即使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时期内收到所谓的“成效”，事实上这种“成效”与其说是凯恩斯财政政策的成效，还不如说是由于外部环境好转，来自国际上的需求增加，间接使得国有企业得以脱困。如果需要证据的话，可以看看，中国国有企业运营情况的好转，是发生在外部环境好转之前、还是之后。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凯恩斯理论上的寄生虫──财政扩张、输血，无效生产、衰退，再扩张、再输血，周而复始。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问题，实际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至于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什么时候中国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将会出现转向？一是要看国有企业的复苏程度；二是要看国家财政的承受力。预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在2000年末至2001年左右。
AIC关于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标：
经济指标
1999年
2000年预测指标
GDP总量
83190亿元
89570.67亿元
GDP增长
7.1%
7.6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2000
25000亿元
投资增长率
7.8%
11%
零售价格指数RPI
-2.9%
-1.2%
消费价格指数CPI
-1.3
0.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140
34000亿
名义增长率
6.8%
10%
进口总额
1650亿美元
1914亿美元
出口总额
1950亿美元
2106亿美元
出口增长率
6%
8%
净出口
300亿美元
190亿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AIC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数据，是经过分类数据模型的处理，并结合实证分析得出的。在预测过程中，没有采用那种分为“高、中、低”档的不同预测方案，因为就财经预测和分析而言，预测结果的本身却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是难以为市场所接受，因此并不具有指导价值，仅能参考而已。
经济增长的参照性数据调整
经济增长的调整主要根据工业增加值和电力两个方面的数据进行，其理由是，这两个方面的数据和增长情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密切。通过对工业增加值和电力增长的计算和评估，可以挤出GDP增长的水分，调整GDP增长的预测值。
在工业增加值方面，根据历年情况（见表），工业增加值超过GDP增长的平均幅度约为2.1个百分点，在经济结构没有大调整的前提下，2000年的工业增加值应该只是在1999年8.8%的基础上略微增长1个百分点，达致9.8%，如果根据历年的平均差幅2.1进行调减，则2000年的GDP增长率为7.7%。
工业增加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平均
GDP增长
9.7%
8.8%
7.8%
7.1%
8.35%
工业增加值
13.1%
11.1%
8.8%
8.8%
10.45%
超涨幅度
3.4
2.3
1
1.7
2.1
在电力使用方面，按照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用电增长关系，经济增长的1个百分点相当于用电增长的0.7个百分点左右，。另外，由于1999年1至9月的用电弹性系数为0.89，已经达到1990年以来的较高水平，弹性系数的回升，表明经济增长与用电增长的关系已经从1998年的非正常状态恢复到了较为正常的状态。国家电力部门对2000年用电增长的评估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5.0至5.5%。取其中为5.25%，以此计算2000年的GDP增长为7.5%。
通过对上述两个方面增长的评估，可以发现其预测值大约在7.5%至7.7%之间，因此2000年GDP增长为7.67%的预测结论是近似准确的。
三、消费形势分析
1999年刺激内需的呼声振天动地，使人以为中国的消费市场似乎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不过，对照历年消费数据可以发现，1999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是6.8%，如果考虑价格因素，负的通货膨胀率使得真正的增长高达10%，比起1998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还高了0.5个百分点。因此，明显的结论是，中国消费市场在整体上保持了平稳增长，如果说经济环境有问题，拖低了经济增长，那么问题也不在消费（需求）这一方面。
消费市场在理论上有潜力
虽然消费并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但同样是对照消费数据，从199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4%，1997年增长11.1%来看，1999年的名义增长6.8%表明中国经济在内需方面还是有潜力的，中国国务院扩大并刺激内需发展的政策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消费潜力转化不成实际的消费增长，表明中国的消费体系中一定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是出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国有企业的效益下降，拉了消费增长的后腿。国有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体系中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国有企业的萎靡不振，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其次，1999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出口一直没有缓过劲来，直接导致来自外部的需求减少。实际上如果不是第四季度的后半段，出口恢复了长势，则出口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影响会更大；最后，产品结构的变化跟不上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这对消费市场的影响非常直接。中国发生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引进大潮，其中的很多产品迄今实际已经落伍，消费者对此不买帐，但企业却依然在一个劲的在生产，供给和需求发生了明显的矛盾。
在2000年，上述问题可能会有所改善，但结构性的改变可能难以完成。原因除了结构性改变需要较长的时间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国有经济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抗拒改革，使体制性的转变在事实上难以完成。但出口的好转预料在2000年将会持续下去，因此外来的需求可能会缓解对消费市场的压力，使消费有所增长，但在2000年决不会出现大跃进式的消费增长。
消费政策依然陷于混乱状态
在1999年，中国的消费者有幸目睹了一场又一场价格战的奇观。同时，中国消费政策的出台，在1999年可说是空前的，但消费政策和其他经济、财政、货币和行政政策的矛盾和混乱也是空前的。在2000年，甚至是2000年以后的几年中，中国这种政策混乱状态，可能会继续下去，除非政策机制改革出现了明显的进步。
消费市场的问题，根源在于官方政策，不在消费品的生产厂家。因为官方政策的着眼点各不相同，有的着眼于企业，如国家经经济贸易委员会；有的着眼于市场，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是混乱出现了。这种混乱是企业利益与市场利益相冲突的具体表现，企业的产品卖不掉，只有两有条路：一是冀望于国家政策，包括消费政策的拉动或是刺激；二是采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具体的形式就是价格战。于是在市场中，价格战和自律价如此，矛盾的事情可以同时出现，如农用车、彩电等；人为抬价者有之，如成品油市场，限制进口却同时涨价；搞价格同盟者有之，如彩管、冰箱等产品。更有的行业或是产品，一方面国家出台系列化的刺激政策，但同时却又有地方政府“搭便车”增加收费，如房地产。在北京，房地产改革在继续，但对经济适用房增加配套项目的收费也在继续。整体而言，国内消费市场的混乱举目皆是。
虽然预料类似情况在2000年将有所改善，因为这毕竟对政府形象和行政能力大有影响，但究竟可以改善到何种程度还有疑问。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已经公开表示了对消费市场混乱的不满，他在2000年1月4日的讲话中再三强调，2000年将消费政策忽视消费者的存在。目的是解决企业的困境，而不是转移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忽视中产阶级，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
分析中国的消费市场必须注意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与消费型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中国没有一支起码的中产阶级队伍。如果说中国在消费领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很多政策也不对路，但这都属于技术性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唯一不好解决的，是培养一支中产阶级队伍，培养一支消费的中坚力量。消费市场缺乏这样一支中坚力量，即使政策对路，产品够档次，市场能够完全按照商业化方式运作，国内的消费市场也成为不了拉动经济的主力。
中产阶级之所以有这样的重要地位，关键在于社会形态和消费形态的演变。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过程都证明了一点，暴富阶层和赤贫阶层的人数都是少数，只有位于中间的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也最有消费能力。不要以为最富裕的阶层掌握的财富最多，因此也最有消费能力，实际这一阶层的消费能力相当有限，原因很简单，该有的他们早已拥有。因此，只有中产阶级才有大量的有效需求。
培养一支中产阶级消费队伍并不容易，事实上，在中国就连基本的社会条件也尚不具备。一提到中产阶级，可能立刻就会有人大惊小怪，“怎么在工人阶级之外，还有个中产阶级”。在过去的历史年代，中产阶级是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中，在现实社会中备受歧视。现在，虽然部分工人阶级本身就是中产阶级，但类似的观念不可能没有市场，因此明确中产阶级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证明中产阶级的消费力量。我国的上海10年来的经济发展相当迅速，除了政策倾斜之外，上海拥有一支中国唯一的中产阶级队伍也是经济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但上海出现的情况是偶然的，因为上海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历史的原因，为上海留下了一支残存的中产阶级队伍，留下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产阶级观念，上海是沾了历史的光。上海成为中国最具活力、最具风格的的消费市场并不是靠运气以及与“撞大运”差不多的政策，中产阶级以他们的文化素养、消费要求改造了上海市场。
可以说，如何造就一支中产阶级，是中国未来消费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主要课题。对于2000年以至今后的中国经济而言，缺乏中产阶级这样的消费力量是最大的隐患之一。
展望2000年的中国消费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对消费的刺激因素相当有限，甚至可能具有反作用。因为关税的降低，可能使部分购买者会采取持币观望的态度，在短期内妨碍消费的增长。如果在2000年消费市场出现好转，其原因很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来需求开始增长；二是消费者对未来的心理预期获得改善。考虑到这些因素，在2000年，中国出现10%左右的恢复性增长是可能的。
四、投资形势分析
中国在1999年的投资增长呈现的是头高尾低的现状，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是22.7%，第二季度的增幅是15.1%，第三季度已经下滑成为单位数增长，只是8.1%，第四季度为%，全年平均为7.8%。
应该指出的是，在不断增发国债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居然只完成了单位数的增长，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此情此景，使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实在是难以抱持乐观态度。
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增长
在中国以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国情之下，如此的投资增幅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从历年的统计来看，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之间显示有直接的关系，其中的消长具有明显的连动性。
在“六五”期间，投资增长为19.4%，GDP的增长平均为10.7%；在“七五”期间，投资增长的幅度略微下降，为16.5%，同期的GDP增长也跟随下降，并降至单位数，平均达到7.9%。其中，1989年投资增幅为-7.2%，1990年投资增幅也只有2.4%，使这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导致中国爆发了严重的市场疲软；在“八五”期间，投资增长的平均值是36.9%，而GDP增长的平均值相应地也达到了11.6%。
国情不会在旦夕之间发生改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短期之内也不会完成，因此中国经济几乎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几乎也不会改变。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如果讨论2000年以至今后的问题，情况反而简单了：投资增长一定要上去，问题在于怎么增长，从那里搞钱，筹措资金？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益外来投资
在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逐渐明朗化，但即使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环境也不会立即出现巨变，一切变化均只是慢慢地出现。唯一的例外，相信会发生在投资领域。
在投资问题上，最为讲求的就是先入为主的“先期效应”，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投资回报的高低、市场占有率的大小。预料在中国入世之后，投资领域将最先活跃起来，时间将会比其它领域的启动稍许提前。在国际上，很多研究机构也都将外来投资的增长，列作中国入世后的主要受益方面。
目前，国内投资增长乏力，国家投资仍是绝对主力，社会投资极为疲弱。更为严重的是，就连各省市的投资也出现了严重的滑坡，甚至中国的两大直辖市，上海和天津居然在1999年的前11个月投资出现了负增长。从1－11月份的投资数据看，今年天津是全国投资增幅最低的地区，为－4.7%。天津市统计局的有关人士说，天津全年投资负增长，主要是该市今年没有大项目，中央投资和地方投资的大项目都没有，这是导致天津市今年投资负增长最直接的原因。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到1999年的11月底，上海投资增长为－0.8%，是全国仅有的几个投资负增长的省份之一。至于广东和河南等省份，当地金融环境明显恶化，地方资金甚至根本还不够填窟窿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持续地引进外来投资，至少也要避免外来投资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剧烈的下滑，就具有了特殊的、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政策惯性的使然，国内经济虽然对投资具有充分的需要，但对促进外来投资增长，改善投资环境所做的工作相当有限。特别是资本帐项下的开放问题，态度仍然极为保留。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内经济开放度越来越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日期日渐临近的情况下，继续拒绝资本性的外资投入，这就好比是一个经济体在加入WTO付出了成本之后，这个经济体却拒绝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这是相当滑稽的局面，但在中国却是事实。
引资重点再不转移将错失良机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上看，伴随中国经济的起伏，刚开始是外国商品的进口潮，蛤蟆镜、14”彩电和“砖头“录音机就是哪个时候的产物，主要的开放特征是用钱去购买外国商品；接着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引资潮，大部分来到中国的是直接投资，这个时期的开放特征是用国内的消费品需求交换外国直接投资；再后来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同样是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主，但开放特征出现了变化，主要是通过开放市场，放松管制来交换外商的直接投资。但这一期间，间接投资（资本性的投资）开始通过各种灰色渠道进入了国内，其中位于香港的中资红筹公司发挥了很大作用。
间接投资，通俗的说法就是一切资本性的投资，比如，用于股票交易、债券投资、基金的建立、风险投资等用途的投资资金，就属于间接投资。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执行的引资政策，实际是在排斥资本投资，而不惜成本地欢迎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国民经济获取的是成本，流出的所谓利润，几乎全部都是社会过去积累的财富；而外商的资本投资，国民经济获取的是资本，流出的只是部分资本在中国包括全世界产生的利润。
如果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越是大型的跨国公司项目，越是需要国民经济配套甚多的设施性投资，对于外商投资绝不应仅仅从引进的资金来看待，以一个合资企业来说，外商投入的往往只是设备、生产所需的资金以及技术等。合资的中方，除了要提供企业本身的部分资本外，环境配套设施以及各种“软件”的投入都需要中方负责，如果真的较起真，以边际成本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不划算的，等于有大量的资金成本是在让外商免费使用。在人们的感受上，外商直接投资者是对国内软环境建设叫喊最凶的，各种政策的变动也在遭遇外商直接投资者们越来越多的挑战。而资本投资就不一样了，来自国外的投资提供的仅仅是资本，投资者虽然最关心利润回报，但他们往往并不强求具体的利润回报项目。由于资本运用的主动权是在中方手中，因此中方以至国民经济都可通过调控，对外商资本投资善加利用，把钢（资本）真正用在刀刃上。
比较起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的资本投资更大的益处在于，投资者不会仅仅着眼于争抢国内市场，他们的视野要大得多。比如，外资的各种投资基金、外商购买国内上市公司的股票、外资购买各种企业债券等等，这些投资方式通常都决定了国际投资者不会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方向，引资所得资金真正能够为我所用，这不正是我们真正急需的资金吗？
如果我们决心开放和加强引进资本投资，那么有两个关键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因为它们是基本条件和主要投资标的。
一是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人民币在资本帐项下的禁区，等于是人为的划了一条线，把中国与全球经济分隔了开来。可能会有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极端，但如果承认金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中国吸引的外资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但二十年下来，也不过才两千多亿美元，而全世界的资本投资是多少呢？每年是三兆美元以上。人民币不开放资本帐，等于是在逼使中国拣起芝麻，丢掉西瓜。中国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和特别是引资工作，面临一种豁然开朗的境地，而需要做的，只是创造起码的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摆脱目前引资工作的局促境地。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证券市场要向外资开放。证券，在这里是指的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债券、股票、国债、基金……等等，这些市场的开放度越高，限制条件越少，就越有助于形成外商资本投资的标的。而开放的范围越广泛，外商投资的选择余地就越大，引进资本投资的可能性就越高。
人民币5年左右实现自由兑换，而且越早越好
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在1999年春季出版的《大转折》一书中，AIC的首席分析员陈功就已经做过清楚的预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左右的时间里将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应该说，这不仅仅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如果从1978年开始算起，中国主要在经济层面展开的改革和开放，已经历时20多年，换句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用于改革、开放，在这种条件下，不能不说，我国在部分领域的经济政策是过于保守了。
谈及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目前在国内很多人在心中，这还是个禁区，就是国家主管机关，也一再强调，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个远期目标，意思是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讨论。但形势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策规范的速度，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压力已经非常现实，由于在《大转折》一书中，没有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因此在这里将详细陈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开放资本帐的必要性。
首先，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是因为，外来资金在国内经济体系中形成了资金积聚效应，我国的经济学家杨帆是最早察觉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大量外商投资进入国内并且积聚之后，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将会面临一个临界点的问题。在这个临界点，大量资金需要汇出国外，如果届时人民币不能实现自由兑换，形同资金渠道的阻塞，后果极为严重。其次，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已经不短，人民币流出境外并且积累起来，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这种情况将在未来，尤其汇率有可能波动的时期，产生越来越多的兑换压力。第三、国内体制改革造成对外来资本包括短期资本的需求增加，比如银行改革可能导致外资掺股国内银行；向外资银行开放市场，可能导致国内外银行间以及银行与非银行机构之间的头寸周转；财政也会有需要发行可供国际交易的国债等等，这一切都会使国内目前相对封闭的资金市场要与国际游资打交道。第四、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包括外资银行在国内的营运，证券投资机构的设立，股票交易等等都将要求开放资本帐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第五，随着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的发展和转变，中国企业有越来越多的需要走出国门，到国际上去投资办企业，旅游业的发达也将导致中国人大量的出国旅游，一相情愿地只愿意人家进来花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币必须实现自由兑换的压力将会与日俱增。第六，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开放资本帐是中国确保大国地位所必需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帐也不开放，但却能同时保有其世界性的影响力。过去的苏联时代可以，但那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如果以经济为基础，金融的全面开放必需及早进行，否则中国的大国地位只是自说自话。第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目的当然是为了贸易往来的需要，但如果中国不同时实现人民自由兑换，等于是贸易往来的实质障碍并没有撤消，我们为入会付出了代价，但却通过人为设置障碍放弃了入会的收益，这是难以想象的。第八，开放资本帐，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确保国内金融稳定的必然要求，否则黑市交易将极大的动摇金融市场的稳定，轻则使金融数据严重失真，重则使地下金融泛滥成灾。第九，中国由于目前没有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没有开放资本帐，因此人民币对外界而言，基本不具有实质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央行必需保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以使得人民币有个强大的基础。但应该指出的是，这是一种昂贵的做法，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就可以象欧美其它国家的央行一样，减少对黄金储备的依赖，降低央行的成本。第十，中国目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由于人民币的不自由兑换，这种经济实力并不能进行货币化的评估，因此中国一旦实现了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开放资本帐后，中国将以一个真实化的经济体系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需要指出的是，开放资本帐与人民币自由兑换并非是一码事，但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二者，中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关键就在领导层的决心了。笔者相信，菲律宾、印尼、印度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一定可以做到。一旦实现了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帐的开放，中国的投资环境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对于中国引资工作的前景意义重大。
尚未学会利用资本市场
从1998年开始，中国领导层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由于个别错误认识的作用，比如“资本市场，不会一股就灵”，使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出现了反复。
考察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的结论。一是，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因为中国的资本已经集中于老百姓的手中，连银行都需借助资本市场，吸纳老百姓的资金才能发展和生存。二是，老百姓储蓄的最佳用途就是资本市场。三是，资本市场目前是规范国内企业行为的最佳途径。
但资本市场有自己的规则，规则的目的是，你要让他有赚有赔，即不能光赚不赔，也不能只赔不赚。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处境艰难，不能很好的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平台，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实际没有规则！市场规则是不能变来变去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规则了。我们的问题是，道理都明白，但一干起来就走样，而且有八百多个理由解释这种走样的原因。总之，必须走样，走样是合理的。坚持按规则办事的人是傻瓜，不了解情况，只有始终把市场规则玩得团团转的人才是聪明人。考察现在的中国资本市场，从上到下，存在严重的“国企情结”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很多规则的树立、打破，打破、再树立，都是因为这种“国企情结”。可以预测的是，如果不放弃这种“国企情结”，不着力培育市场规则，中国的资本市场离希望的距离就还很远。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资本市场时间就是利用储蓄发展经济。但储蓄实际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全球的储蓄；二是来自于国内的储蓄。中国现在已经了解了国内储蓄的威力，但对全球储蓄的利用和了解差得就是十万八千里了，比如国内学界目前盛行的对国际游资的恐惧就很说明问题。国际游资实际就是国际储蓄，就看你会用不会用了。同样的游资放在泰国可能就会出问题，形成亚洲金融风暴，放在美国就可能形成长达9年证券市场牛市，体现出充分的财富效应。
综合中国在投资领域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用处境艰难，前途光明来形容。总的来看，如果中国的投资增长不能达到相当的高度，比如10%至15%，则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并不能看好。而保证中国的投资出现较为稳定增长的途径，除了国债资金之外，更多的还是要看外商资金的拉动，其中解决好资本市场的问题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关键所在。
五、物价形势分析
在物价形势方面，最为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决策层面和部分学界认识似乎丢弃了有关物价的基本常识，各种有关“拉高”物价的学说、观点已是司空见惯。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物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并非是可以人为拉高的，如果一定要用人为的、行政性手段干预物价的正常波动，导致的结果可能使国内物价处于畸形状态，本来应该在物价方面被释放的负面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释放，反而可能转移成为别的更为严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物价形势受三种情况的左右
在2000年，中国的物价形势可能受到下列三种情况的左右，一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情况进展良好，需求的提高使得国际生产资料水平在回升，由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可能很快反应到国内市场，进而造成国内物价水平的上升。二是，在经济增长没有提高的前提下，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行政因素导致的人为提价，可能诱发并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但就在这同时，潜在的通胀因素也会得到释放的机会，形成某种形态的滞涨。或是物价水平有了明显的上升，但经济增长的幅度远远没有达到物价上升的幅度。三是，垄断因素可能更多的表现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很多行业领域造成价格的不规则波动。
物价政策有两种危险的倾向
在国内物价政策方面，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政策对通货紧缩采取了不能容忍的姿态，否认通货紧缩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调节现象，总是企图干预之，让市场物价走势进入自认的“理想状态”。二是否认国内通货紧缩状态是市场开放度不够、开放领域不均衡造成的，一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于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情况比比皆是。
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理想的物价状态，比如，有人声称，物价正负零是很难达到的，因此可以把2%至5%物价增长作为非常理想的物价目标加以调控。这种学界理论的矛盾之处在于，如果真有本事把物价稳定在2%至5%的理想状态，那么恐怕稳定在正负零也是可以的了。应该指出的是，畸形的市场必然会有畸形的价格。一定要从市场机制方面上找原因。
在2000年，中国很难说可以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但整体而言，很多因素都指向了上升这一方向，物价走势向上回升的势头是明显的，只是幅度预料将不会很大。
六、出口形势分析
在2000年我国所面临的外贸形势中，有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是出口退税；二是国际汇率的变化；三是是加工贸易政策问题。由于中国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国均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经济结构方面作出重大改变，因此如果不考虑进出口企业内部经营问题之外，中国进出口行业在2000年的进展如何，将主要取决于上述三大问题的演变。
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已是强弩之末
众所周知，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近两年来我国的外贸出口一直呈下滑状态，作为鼓励出口，体现增值税目的地原则的商品出口退税率在过去也一直较低。为尽快摆脱外贸出口的下滑局面，国家有关部门从1999年起，决定在税收上大做文章，大幅度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1
1999年1月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将机械及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工具、仪器仪表等四大类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高到17%，农机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使上述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与其法定的增值税税率相一致；纺织原料及制品、钟表、鞋、陶瓷、钢材及其制品、水泥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有机、无机化工原料，涂、染、颜料，橡胶制品，玩具及运动用品，塑料制品，旅行用品及箱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原适用6%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其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农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在这次较大幅度的出口退税中，技术附加值较大的机电产品调整幅度最大，而在此后的几个月实践中，恰恰是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在1999年上半年，虽然我国外贸出口仍下降了7.9%，但机电产品的出口却增长了9.9%。
继1999年1月1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之后，1999年7月1日，国家又对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做了调整。其中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服装以外的纺织原料及制品，机电产品中除机械及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工具、仪器仪表等四大类产品（执行17%退税率的）以外的其它机电产品，以及法定税率为17%且现行退税率为13%、11%的商品，出口退税率统一提高到15%；法定税率为17%且现行退税率为9%的其它商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农产品以外的法定税率为13%且现行退税率未达到13%的商品，出口退税率统一提高到13%。经过这次调整，不仅使我国的出口商品退税率平均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而且退税率档次也由原来的17%、13%、11%、9%、5%五档简并为17%、15%、15%、5%四档，更便于出口企业实际操作。这次出口退税率的大幅度提高当月就见了成效。
此后，在1999年的下半年中国有关部门趁热打铁，又提供了部分出口产品的退税率，使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在1999年底达到了（16.5）%的高水平。
但出口退税是建立在财政补贴基础上的一种外贸政策，国家财政运转的松紧度，直接关系到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考虑到中国财政支出在2000年以后可能就将开始呈现萎缩，因此，出口退税政策在2000年时将已处于强弩之末的状态。此外，由于出口退税政策只是一种单向政策，只是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抑制进口，而进口额的不断增长肯定将会压缩财政支出的空间，缩减贸易顺差，因此进口增长也会制约出口退税政策的继续推行，中国政府肯定不会容忍在出口退税过程中形成“退”大于“征”的不利局面。
放眼2000年，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口退税应该还可以维持目前的情况，在我国外贸出口中继续扮演其重要角色，但很明显，这只是权益之计。
国际汇率的变化有利于中国出口行业的复苏
影响中国进出口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际汇率的变化，在过去，由于认识上的惯性，中国一直认为由于人民币的不开放，使得中国可以规避来自国外的汇率冲击。但自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这些幻想已经破灭，即使人民币没有开放，但只要中国的外贸继续存在和发展，就不能无视国际汇率的冲击和影响。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当日元兑美元贬到140左右的价位时，甚至破天荒地警告日本政府，中国不会允许日元无限制地贬下去。
从目前国际汇率形势上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暂时处于有利出口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竞争国（或地区）的货币汇率不断升值造成的。
在中国的周遍国家中，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其货币目前都因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处于回升状态而位于上升阶段。其中，韩国、新加坡、台湾均声称自己的经济增长在2000年可达到近年来的历史高点，韩国甚至表示可以有接近7%的经济增长。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形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应该会继续维持升势。
不过，2000年中的国际汇率有一个变量存在，就是美国资本市场以及美元的稳定与否。考虑到美国经济目前基本稳定，因此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国的货币升势会持续。但如果，美国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出现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比如证券市场出现大跌，则国际资金也可能选择日本作为避险之地，结果将继续推高日元。不过，此时推高日元，对中国的出口已经用处不大，因为美国市场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中国出口商品在失去或部分失去了出口市场的情况下，货币和商品再有竞争力，也是不行的。
加工贸易可能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致命伤
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现在很多人现在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加工贸易问题。的确，在我国的加工贸易进出口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两个，一是走私问题；二是非法内销问题。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中国在1999年开始，在政策上开始给加工贸易行业“穿小鞋”。在海关严查、严办的同时，直接针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台帐政策和企业分类政策等也接连出台，在事实上对加工贸易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困扰。
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对有关政策的反响较为强烈，其中香港方面代表中小企业的组织就多次专门到国内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指出在国内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负担太重，企业成本因有关政策的实施大增，强烈呼吁改善加工贸易企业的处境。但由于这一问题相当复杂及牵涉面广泛，虽然政策决策层给予了相当多的重视，但终究是进展不大。
如果分析加工贸易企业在中国为何沦落至如此困境，应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国内政策决策层对跨国公司存有过大的期望，希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能出现巨大的进展。但实际上，这种期望至少在近一、两年中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入世情况明朗后，跨国公司也面临一个内部发展战略调整的问题。他们的选择很可能将会是观察、等待，而不是更加进取。其次，加工贸易问题涉及国家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究竟中国经济政策未来对中小企业采取何种态度，在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问题上将会得到充分的展现。坦率地说，现在的趋势表明，政策面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客观地观察中国的进出口数据可以发现，谁要是忽视了加工贸易，那可以说是没有完全理解中国经济，因为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中的作用已相当重要。从1979年到1998年的十年间，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从2.35亿美元增至1044.7亿美元，增长了450倍。目前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加工贸易出口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56.9%。1999年，这一比例又略微上升至57%，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为1109亿美元，进口是736亿美元（海关总署数据）。此外，加工贸易还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培养了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熟悉海内外市场的人才，解决了3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与死要看出口，而出口的生和死要看加工贸易。
很多人看不起加工贸易企业，是因为即使是外商搞的加工贸易企业也都很“土”，绝对没有跨国公司企业的气派，但加工贸易的起点虽低，却很符合中国的国情——人口素质低，人口数量多。不要忘记，加工贸易企业也是逐步升级的，没有加工贸易，台湾那会有全球第一的电子工业，国内的加工贸易档次是低了点，但没有低，那有高？你让农民去马上搞集成电路代工，他干得了吗？加工贸易是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没有人不为别人做加工的。总之，加工贸易问题在2000年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重大，搞得不好，在2000年的农历年后，就有可能在加工贸易方面出现撤资潮，这将对中国2000年的进出口产生巨大影响。
展望2000年，中国进出口也许会面临近年来少见的好机遇。不过许多人曾经寄予很大希望的入世，在2000年的出口还帮不上忙，中国入世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
另外，中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除了上述的三个问题之外，对整体外贸形势有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这就是进口的增长速度问题。在2000年，如果进口增长过猛、过快，对中国的外贸形势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其结果甚至有可能改变目前中国实行的出口政策、汇率政策。
七、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中国200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以及所造成的影响早已超越一国的边界，中国作为全球具影响力的大国就更是如此了。下面是国内外一些权威研究机构和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200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预测机构或个人 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华顿计量经济协会(WEFA) 6.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6%
荷兰银行 7.8%
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 7%-7.5%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 8%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专家陈东琪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课题组 7.7%
新加坡国立东亚研究所 7.5%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7%（低）、7.5%（中）、8%（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 6%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7.5%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8%
上述数据均由AIC根据1999年末至2000年初的传媒资料整理而成